政治格局的進步是極其困難的。牟宗三先生曾分析傳統中國政治格局的三個關鍵: 一是周公制禮作樂的貴族政治，二是法家成就的君主專制，三是辛亥革命企建的民主政治。每一個轉型關鍵都極冗長， 比如春秋戰國從貴族政治轉型至君主專制就歷時兩百年之久，如今由辛亥革命轉型至民主政治更是一個艱難的進行式。雖說辛亥革命是國民黨首出的光輝事業，但是她的體質虛弱，民主建國始終未成，反而在1949年偏安台灣。統一中國的事業結果由共產黨逐步達成，但是共產黨卻與民主政治絕緣。反之，偏安的中華民國卻在民主進步黨的奮鬥與訴求下，於1980 年代開始實施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就此意義而言，民主進步黨對中國民主化的過程確實有貢獻，並與國民黨共同在台灣成就了民主建國的特殊事業，這一點實遙契了辛亥革命的理念，成為百年中華民國甚深的意義。
然而民主政治來自西方，她背後所含的客觀意識原非傳統中國文化的意識所熟悉，民初的袁世凱與眼前的陳水扁，都是因無真正的民主意識而直接表現出人性自然的貪婪，把一個本具客觀意義的政治體制，凌越成個人欲望的囂張，當下從根底腐蝕政治客觀的價值，這當然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最艱難的所在，因為她始終必須面對人性自然的欲望與貪婪。所以道德的自律、法治的他律與監督、制衡永遠都是民主政治實踐的內容。毋怪當年的黑格爾才會以為中國人的客觀意識還在童孩期，是一個只有一人自由的政治格局。雖說他當時指的是傳統中國的君主專制，只有大皇帝一人是自由的，但是如今共產黨的一黨獨大，與政黨輪替前的台灣，只是國民黨的威權統治都是一樣的，都只是一種少數人自由的格局，並沒有達到政治客觀化的程度，與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每一個個人在客觀法定意義下的自由相去甚遠，與百年前辛亥革命期待的民主建國也落差很大。
以此之故，台灣的民主政治走到目前的狀況並不容易，她只可能在持續實踐的過程中繼續進步，而不可能在體制的轉型上走回頭路，去呼應中國大陸的專制體制。這一點，在情感上一昧只希望統一的中國人必須深思，因為在台灣的人民，不論是藍是綠或是中間色調，都不可能在政治體制上走回頭路而放棄現代化的工程，放棄民主自由的珍貴價值。
也正是對民主政治體制的珍視，台灣的選民才可能一方面以司法制裁前任總統的貪腐，一方面又很快地讓民進黨站起來。因為沒有人忍心讓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流失，也沒有人願意看見國民黨再坐大，失去反對黨制衡的力量。這也是兩年來國民黨一直被苛責，民進黨始終被呵護的深沈理由。當然，這並不表示人民會馬上就允許民進黨在沒有脫胎換骨的條件下再度執政，因為一個沒有政治識見的政黨，只靠把衣服換換顏色，實質上不可能有實踐政治客觀價值的條件，選民不可能把執政權再托付給一個始終不長進，只靠人民的縱容呵護，討盡便宜的政黨。這一點民進黨人必須深思，用功一點，才可能與人民一起進步。
去年，我在部落閣寫了一篇短文:「誰是中國的民主進步黨」，結果大陸的朋友看不到，說是被「屏蔽」了，十分好笑，連一個微不足道的部落閣都屏蔽。今天，劉曉波先生被囚禁，沒能去領諾貝爾和平獎，大陸不但屏蔽了一切相關的訊息，還消費了孔老夫子，鬧出「孔子和平獎」的荒謬劇。我在編譯牟先生《中國哲學十九講》的當兒，細讀他第九講有關「法家所開出的政治格局之意義」一文，百感交集。想起他當年呼應魏京生先生要求第五個現代化的演講，及他細數漢宋以來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及立身處世之道，以及他一生為傳統中國學問現代化的種種反省，包括他對政道與治道的分析，都與眼前的政治形勢息息相關，問題的對症性絲毫不減當年反省的犀利與深刻。比起眼前台面政治人物平庸的政治識見也不知更精闢多少。這個時代真需要像他一樣的哲學家，有關他政治哲學的著作更應該普遍地被閱讀與討論，否則這一波民主政治體制的轉型，還不知要付出多少的奮鬥、犧牲與代價。
*照片是香港新亞研究所牟先生圖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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