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振華

黃老師以畢生精力研究康德哲學，他為我們剖析的概念清晰、穩定，為我們打下的基礎後來成為接契牟先生學問的關鍵。
紀念一段「大事因緣」──黃振華先生逝世有感
一九七二年我從台大哲學系畢業，當時無意離開學校出外謀職，事實上校外也沒有那一個行當是吸納哲學系的畢業生的。我自覺意猶未盡想繼續讀書，於是每天孜孜埋首於研究圖書館準備投考研究所。大約是招生簡章發佈了一週以後的事吧？有一天突然聽說哲學研究所今年停止招生了，我一時悲喜交集一面把書朝空一丟準備出去約會玩耍，一面又與同學趕去教務處問明原委。其實當時也問不出什麼原委，反正不招生了就是了，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會再回復招生，好事的同學就說要抗爭，我自覺無勁，也懶得起鬨，心想暫時不讀書也罷，不久就找到一份電視廣告企劃的工作，在外頭上起班來了。這一年就是後來所謂「哲學系事件」的一年，我個人無端地賠上了一年的青春，算是被時代所坑。
　　第二年的春天回暖，我打聽到研究所回復招生，心想好快，只不過停辦一年，看來問題並不嚴重，我於是報了名、投考、也考上了。一到九月，我就趕忙辭去工作歡歡喜喜地回到久違的哲學系裡重新過起學生生活。這時的系裡形同真空，前幾屆的研究生只剩下一位王欽賢學長，與我同時考進來的男同學都選擇先去當兵，只剩下我一個女學生及一些不相識的外國留學生、和尚與僑生，研究生的研究室淪陷成大學部哲學會的活動大本營，更嚴重的是系裡沒有系主任、所主任。王學長告訴我所主任是黃振華先生，現在正在德國拿學位，下學期才會回來。所幸此時研究室已經收復，原先不相識的外國留學生、和尚與僑生也都成了同室共研的好朋友，我還是歡歡喜喜地選課上課，自修自讀，並不覺得有什麼缺憾。日子就在靜謐與等待中渡過，我們靜靜地讀書，同時等待我們的所主任黃振華先生回國。
　　黃先生是下學期回國的。終於到了跟所主任見面的時候了，我們選他的「康德哲學」及必修的「哲學基本問題討論
」，他一上來就是一個下馬威！告訴我們系裡的重心是研究所，培養哲學思考的人才必須落在研究所裡，論文的寫作必須有創意，二、三、四手的討論資料通通必須處理，論文與讀書報告是兩回事，如果不合乎論文的要求不要想畢業云云…第二天他就將這個下馬威轉成一手清秀的白紙黑字，朝辦公室的告示牌上一貼，從此台大哲學研究所就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老實說，我們當時並沒有被嚇住，只有說不出的興奮，黃老師的嚴格要求，一掃長久以來系裡散漫狂悖的風氣，我們反而一個個精神奕奕跟著黃老師上課，尤其是康德哲學的課。他精闢嚴謹地分析康德哲學的基本概念，不讓我們有一絲的滑轉與誤解。我們上台報告時，他灼灼逼問我們說的是什麼意思？要求我們講明概念的出處。比方說他追問我們什麼是「格率」？跟「道德法則」有什麼不同？康德在那裡說到？等等。把我們當作已經是熟讀康德著作的讀者追問，逼得我們下了課以後還必須猛翻書找出處。他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扣緊康德的基本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們這不是一個很好懂的哲學，不許我們掉以輕心；又說康德批判了形上學，結果卻打開了形上學的大門，為中國的實踐哲學鋪了路。我們當時並不能全懂他的意思，卻完全被他精誠的熱情所感染，我們大家都用功了，平生第一遭，以為開了眼界，接觸到哲學的問題：實實在在的。
　　黃老師的康德研究是精深的，他以畢生的精力研究這位西方哲學的大家，為我們剖析的概念都是清晰而穩定的，以後我們對康德哲學許多根本的概念總是不會漏失脫落，都是得自黃老師的教誨。往後我也曾無意間看見有人寫文章攻擊他，譏誚他作「黃康德」，說他什麼都不懂只懂得康德，我只感到訝異，懂得康德談何容易，說他只懂得康德應該要肅然起敬才是，怎麼反而用來污蔑他呢？更何況他並不是只懂得康德啊！
事實上我們一開始被黃老師吸引還不只是因為康德哲學，而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高度的熱情與獨特的詮釋。他常常對我們談及中國文化存亡絕續的迫切，創造文化理念的必要。為什麼孔子「仁」的理念帶動了中國文化？為什麼五四時代的「民主與科學」不能是文化理念？為什麼讀佛經令人舒坦？為什麼讀論典就索然無味？為什麼當年是曹禺幫共產黨打下了半邊天下？他常常發出這類的問題，促動我們思考，刺激我們反省中國文化的問題，並且告訴我們如果哲學不相應文化就是空的，將毫無價值！
　　然後他把這些問題都迴向到實踐理性的需要，說中華民族是一個實踐意識十分深厚的民族，當年孔子創造「仁」的理念就是因為滿足了實踐理性的需要所以成功的，但是這種理念隨著時間的變化會衰落、會僵化、會死亡，必須要有新的力量重新創造出新的理念，否則將會人心惶惶，精神空虛。魏晉時代表現出來的精神狀態就是極度的空虛，佛教的「
涅槃」所以那麼吸引人，把中國人從「戀家」轉變成「出家」，都是實踐理性的力量，要我們注意「朱士行形散和闐」是個什麼樣的精神狀態？「玄奘西行求法」又是個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他又說讀佛經令人舒坦是因為滿足了實踐理性的需要，曹禺的話劇「日出」對黃省三的描述刺激了實踐意識的覺醒，他說當時有許多富家青年男女看完了話劇以後，第二天就換上草鞋跑到延安去投共，以為活到今天才知道活著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要替「窮人翻身！」因此可以「為之生、為之死！」可見貧富不均到了極度──為什麼你有飯吃我沒有飯吃？窮人窮到像黃省三那樣朝不夕飽的程度，一定要激化出人性尊嚴的問題，那是道德意識最根本的關懷──對人性尊嚴的維護，這是不可以輕易被違背的。我們當時被他這種認真嚴肅的態度與新鮮刺激的議論所吸引，一時思緒沉沉，讀書也特別精進，以為一定要用功讀哲學，才可能有深刻的識見，也深深感覺跟黃老師讀哲學是身入寶山、興味盎然！
　　黃老師跟著為我們請到了唐君毅先生從香港來開課，此時方東美先生已經被台大強迫退休，轉往輔大授課。唐先生的課在台大早上八點到十點，方先生的課在輔大上午十點半到十二點半。我們兩門課都不願意放棄，試了幾週以後就一蹋糊塗，隨著公路局的車子一路在郊區巔簸，不時又穿梭在早市人煙稠密的小鎮裡，等到我們逛蕩到輔大，甩著兩條腿趕到二樓教室的時候，方先生已經從隋唐演繹到宋明了。我們於是想盡辦法請同學胡以嫻的父親為我們調借了一輛小巴士，每週到了上兩位先生的課的時候，我們就忙著趕場，小巴士上午十時就停在台大門口，等接滿了各路聚攏的研究生以後就一路飛馳到輔大門口以便接上方先生的課。這是我們那個時候的自力救濟，也是我們那個時候歡欣鼓舞的求學情緒，我們完全浸潤在這幾位老師上課的光輝裡，也十分珍惜這個時候培養出來的師友情誼，尤其是黃先生，他簡直就是我們這個時候的精神動力！
　　過了一個學期，所裡又進來了一批新的研究生：胡以嫻、尤惠貞、何淑靜、朱建民等等，頓時研究室裡就熱鬧了好多，生氣盎然。我們還是繼續上黃老師的課，黃老師依然嚴厲，對著這批新來的同學還是再三強調論文不是讀書報告，千萬不要以為交出一份讀書報告就想畢業，把我們的心情始終提攜在用心寫論文上，要我們對學術作出貢獻，不許我們廝廝混混混畢業。黃老師這樣身口合一、貫澈實踐，終其六年之間系主任的任內，他不斷地對研究生發出這項最起碼、也最嚴格的警告與要求，結果是我們這批同學受益，從中得到許多確切實在的指導。
　　不久以後方先生過世了，唐先生在香港養病不能來了，唐先生就引介了牟宗三先生取代他來台，而我們這批同學從此就平添了一生的福氣。
　　牟先生初來客座，我們只是去選他的課、聽他的課，想他來來去去的，並沒有奢望去親近他，更不敢妄想請他作我們的指導教授。正好我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寫論文的時候，有題目卻沒有指導教授，我想寫佛教的唯識論兼談一些與康德哲學的比較，我原是意屬黃老師作我的指導教授的。因為黃老師在課堂上已經不只一次提及康德的「統覺」與唯識裡的「第七末那識」相類，我自己也因讀牟先生的「現象與物自身」得到許多啟發，對於牟先生用「執的存有論」表象認識心的現象界感到相應，加上王欽賢學長當時正在跟黃老師寫康德的論文，不時講一些範疇論給我聽，每每提到實體範疇
，我總是會對他說：「那不就是自性執嘛！康德幹嘛要十二個範疇？一個實體範疇就夠了。」直覺得康德的知識論與佛教的唯識論是有相通的地方。誰想黃老師卻跟我說他不能指導我，因為他不是研究唯識論的專家。
　　當時系裡有一位葉阿月先生是研究唯識文獻學的專家，黃老師要我找她。我很感到為難，因為我對文獻學沒有興趣，明知不對路，卻也開始勉力去修葉先生的唯識哲學與梵文課，並且寫了一份論文大綱請葉先生過目，請她作我的論文指導。誰知不幾日葉先生就把我叫去說她不能收我，因為實在不知道我的論文大綱在寫些什麼，我既不懂日文、又不懂梵文，程度太差云云，就是不能收我…當此時正好助教郭文夫先生跨進辦公室，不明就理開口便對著葉先生說：「給收了啦！給收了啦！」他是好意，我並不領情，只暗恨他囉唆，萬一葉先生一時心軟變了卦怎麼辦？我其實心裡正在放鞭炮，快樂得要命，狠狠地瞪了郭助教一眼就說：「沒你的事！」然後輕快地收拾起攤在桌面上的稿件，速速告別，左腳才踏出葉先生的辦公室右腳就踩入了系主任的辦公室。我跟黃老師說葉先生不肯收我，請黃老師還是指導我吧！
　　當是時，指導教授出問題的不只我一個，還有尤惠貞，她也打算寫佛教，同樣沒有人指導。我們把難題丟給黃老師
，黃老師因此為我們設想了一個再好不過的解決方案。他說他去找牟先生說說看，牟先生總夠資格指導妳們了吧。又因為牟先生是客座，如果學校因此為難，那就與他兩個人聯名起來指導我們好了，這當然是意想不到的結果，我們很可能在轉瞬間就因禍得福，從沒人理變成兩位教授指導。我不知道黃老師實際上怎麼跟牟先生說的，總之、第二天我去系主任辦公室討話時，黃老師笑著說：「牟先生一口就答應了！」當天下午，我就與尤惠貞拜師去了，這一拜就拜得捨不得回家，牟老師的談興、親切與幽默很快地就把我們一開始的戰戰兢兢、羞怯與矜持掃蕩一空，記得那是一個夏夜的晚上
，我們結果是「吟風弄月而歸」！從此我們這批同學就開始親近牟先生，上課、下課，留連在牟先生居住的基隆路學人宿舍裡，得到這一生從未曾有的法喜！
　　以後的十多年牟先生在台開講放光，直接影響了一代的學風。我們這批同學則不只一次提到對黃老師的感念，沒有他前頭的霹靂手段鞭策我們讀康德，就不可能有後頭對牟先生學問的接契。黃老師那幾年給我們的基礎太重要了，竟然成為以後接契牟先生學問的關鍵。這就是我以為的「大事因緣」！生命中可遇不可求的緣份，我們對黃老師的感念是終生不渝的。
　　我不知道往後的台大哲學系是個什麼光景，我只是必須這樣說：黃老師帶領我們的那個時候好風好水，是清明乾淨的好天氣，是朗朗乾坤的好時光！那樣的時光在之前我在台大哲學系的四年裡沒有經驗過，在之後我也因人在海外而沒有緣份再目睹過！
　　九五年牟先生逝世，當天晚上在鵝湖的治喪籌備會上我看到了黃老師，他依然是清匷、消瘦、寡言，因為坐位離風扇太近他怕風吹而略有些調動，以後他先走沒有久留。我返美不久以後就聽說他病了，兩年多來偶爾得到他的訊息都是從同學李明輝那裡轉播的。今年四月底我因事返台，明輝告訴我醫院已經放棄治療，黃老師在台大病房裡靜養，我去探望他時，他還有些意識，只是十分虛弱、也不能反應，我握住他的手並不覺得他有力氣回應，看守的護士頻頻為我喚他
，他轉過頭來，很快又沉入昏睡，我不忍久留，深恐打攪他微弱的生命氣息，我知道那就是我最後一次見到他了。

李淳玲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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