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本來不易,哲學翻譯尤難,康德哲學的翻譯更是難上難,主要是他的義理太深,容易被誤解。康德哲學的文字本身也晦澀,倒不是他的表義力差,而是義理確實深奧,他極力傳達訊息,結果本身成為一套深奧的文字機括。而想把這樣一套機括譯成中文,又傳達出義理,必須面臨吃力不討好的挑戰。
牟先生從青年時期就開始翻譯哲學書籍,他的目的並不在翻譯本身,而是藉翻譯進入哲學義理,如同他反覆抄錄宋明儒學的文獻一樣,藉抄錄的過程盤旋於文字之間,利用較長的時間反覆思考,咀嚼義理,這是他學習哲學的方法之一。個人覺得他這個方法十分受用,也常藉翻譯之力學習康德哲學。所以,牟先生到老年翻譯康德的《第三批判》時,就自覺比前兩《批判》翻譯得更好,文字比較順適可讀,義理通暢。這部份的工夫與從英文、或從德文譯成中文無關。直接從德文的譯稿,不必比從英文的譯稿更好,當然也不必更差。好必須有好的充分條件,而義理的表義卻是必要的,這是義理問題,不是英文德文的問題。何況還有另一重中文表義的工夫,涉及更多層面的要求,除了明白義理以外,還要求才性與鍛鍊,這本無基本章法可言。
個人讀康德都是讀英文譯稿,沒有用到中文譯稿,但是多年前因牟先生《全集》出版,曾為他校對《第三批判》譯稿,也曾為黃振華先生輸入他《第三批判》的講稿。有一回因第10 節文義晦澀,刻意找出手邊幾本中譯本對讀。今將諸譯抽一小段如下:
「現在,我們並不總是非用理性底眼光去看我們所觀察的東西不可 (即是說,我們並不總是非依我們所觀察東西之可能性去考慮我們所觀察的東西不可),這樣我們至少可以觀察一形式底合目的性,而且在對象中追踪此合目的性(雖只經由反省而在對象中追踪之),而卻用不著把此合目的性基於一個目的上(基於一個當作「合目的的聯繫」之材料看的目的上)。」-- 牟宗三譯。
「既然我們對我們所觀察的東西並不總是必須通過理性 (按其可能性)去洞察,所以我們即使沒有把一個目的 (作為 nexus finalis 的質料)當作合目的性的基礎,我們至少從形式上考察合目的性,並在對象身上哪怕只是通過反思而看出合目的性。」-- 鄧曉芒譯。
「現在,由於我們無須經常通過理性(依事物的可能性)來洞察事物,所以我們至少也可毋須以一個目的(作為合目的的關連 nexus finalis 的材料)為基礎,來觀察一個依照形式的合目的性,並在對象上 (雖然只通過反省)來認知它。」-- 黃振華譯。
就這一小段文字言,個人以為黃先生的表義是清晰可讀的,黃先生是直接從德文的翻譯,可惜他的講稿至今尚未出版。牟先生這段文字是帶著解釋的翻譯,至少對義理有幫助。鄧先生的翻譯我個人用不上,只是間接片面的比對過一些專門術語,並且都有些意見 (寫在《康德美學》的譯序中)。至於李秋零先生的譯本,因為沒有機會看到,所以完全無法置評。
學者或可自行找幾段義理晦澀的文字互相比對 (第10 節不算長,可以為例),自可看出端倪。主要是看那一譯本對義理的理解有幫助,循著義理走,就可能讀到屬於自己的書。(以此回 pensees 問)
讀全文
Monday, July 11, 2011
Subscribe to:
Posts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