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才留意到陳嘉俊先生 4/9/13 對〈康德與中醫學〉一文的留言。在此網路時代,自己部落閣裡的留言都沒注意,難免好笑。所幸不是去年的留言。當年康德收到胡菲藍的來函相隔一年多才回覆,想想似可釋懷!但難免仍有抱歉之感。您留下的資訊有空會去讀,謝謝。但它們與我想為中醫學定位的方向可能有些不同。
我受康德哲學的啟發,主要是因他強勁的知識論進路,將知性與知識(包括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的學問)所以能成就客觀實在性(objective reality)的條件分解出來。以此之故,我才從他知識論的架構為傳統中醫學作基礎之定位,目的就是想決定中醫學的系統性格,以及其未來的走向;同時、我還以為這條思路甚至可能為中西哲學另闢一條與康德知識論比較的線索。也就是說,它或許至少可能說明中國的知識論是從未決定的概念(indeterminate concept)出發的特性。
關於這個問題,我已發表過:「從康德的認識論探討傳統中醫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的走向」、「從康德哲學看『傳統中醫』作為『哲學』與作為『科學』的兩面向」、以及「重解陰陽五行,它們是先驗邏嗎?」三篇論文。前兩篇收在《康德哲學問題的當代思索》一書,台灣: 南華社會所 (2004);第三篇曾發表於 3/18/2010 台灣大學「傳統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問題之當代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今收於部落閣內。簡單說,我把中醫的「陰陽五行」原則定位在軌約原則,不是構造原則,而有關中醫屬於構造原則的部分則是它經驗實踐的部份。以此,我亦才書寫另一篇文:「中醫作為學問之理論詮釋與運用:以針灸之臨床運用為例」,即將發表於台灣南華大學五月底身心靈的學術會議上。
待處理完這部份以後,才可能進一步點出從臨床實踐的中醫學,何以是從「未決定的概念」走起的學問。它確實已經表現出傳統中國知識論的特色。這一點與實踐的存有論息息相關,涉及牟宗三先生的哲學系統,尤其是他所謂「執的存有論」的層面。那是他為詮釋康德「知性存有論的性格」而發展「坎陷」概念的重要關鍵。以此,個人近日亦另有一篇「牟宗三先生與康德哲學之摩盪:一條思想發展的線索」,即將發表於南華大學五月中旬的比較哲學會上。該文應該算是進一步書寫此一知識論論點的預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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