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的解讀與客觀的理解

當代英美康德大家艾利森 (Henry E. Allison), 1983 年出版他對康德詮釋的經典著作，Transcendental Idealism – An Interpretation and Defense 以後，常被評家以為他對康德的詮釋是一種同情的解讀 (sympathetic reading)，因為他幾乎全面地在為康德辯護；即令 2004 年，他以同一書名重新出版增益修訂版，對康德的辯護依然如故。原本以為他是康德大家，為康德辯護理所當然，不想輓近他談休姆的新書出版: Custom and Reason in Hume: A Kantian Reading of the First Book of the Treatise，對休姆的態度亦復如是，充滿了同情的理解。這幾年由於因緣際會，得以在他退休之前選修了他幾門課，又屢屢在學術會議上聆聽他的討論，我這才發現他同情的解讀是一種治學的基本態度，因為他對任何人的提問與討論都仔細聆聽，步步探問、思考、引導，總是盡量明白對方的思路線索以後才作回應。這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驚覺，原來所謂同情的解讀涵蘊了客觀的理解。而治學，尤其是從事哲學活動，同情的解讀幾乎是一個必要的基本工，否則學問難以中肯、持續。
晚年的牟宗三先生常常感嘆學問的艱難，難正是難在客觀的理解上。究竟什麼才是客觀的理解？我想並不是有一種固定的、唯一的一種詮釋被稱作是客觀的理解，而是我們必須先讓開一步，把自己主觀的成見拋開或放空，試著理解哲學家究竟想對我們說些什麼？事實上，並不是每一位哲學家的表述都可能令人一目了然，何況是一些深奧的哲學義理。比如說，康德，黑格爾，或佛教天台圓教的義理，都不可能是一目了然的。通常學者總是需要來回走過好幾（十）遭，才有機會發現這一類作品的字字珠璣，並不是隨意可能懂得或移動的。其中一個顯明的例子就是康德在《第一批判》B 版導論的第一句話:「知識開始於經驗，卻不起源於經驗」。若真能深入掌握他這句話所貫穿的義理，幾乎不可能會把他誤解成是一個主觀主義者，然而他卻被幾代的學者批評與誤解。直到如今，許多評者還不知對他的批評是源於對他的誤解。所以進入哲學的工作真是艱難，這第一關門檻就難得通過。牟先生晚年對學問艱難的慨嘆其實正是著落於此。
他也嘗要學生不要讀他 50 歲以前的著作，因為其中有誤，包括他自己坦承的，早年對康德哲學的誤解。這其實是一個真正哲學家的反省與學問所以艱難的例證。誰真能那麼通透呢？一開始就全部理解，沒有錯誤，那又何須用功呢？作學問的工夫豈是一蹴而即的呢？康德不是磨蹭到 57 歲才有《第一批判》石破天驚的頓悟？否則他若早夭，不過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思想家罷了。所以不必為「賢者諱」，像朱子一樣，為「子入大廟每事問」解釋了一堆不相干的理由。牟先生與極少數的康德學者一樣，在冗長的治學過程中看出自己早年的錯誤，並承認自己對康德的誤解。這本身就是工夫。據我個人的記憶所及，只有四位大家曾白紙黑字坦承過自己對康德的誤解或不解。這是誠實語。
也是因此，除了對他與康德在哲學上的歧義起敏感以外，個人對牟先生的判斷幾乎不曾有過情緒的反彈，包括他所謂「古今無兩」這一類引起爭議的命題在內。有些人以為這是一句主觀情緒的語言，事實上，他這個判斷有其學問上客觀的意義，並不與主觀的情緒相干。又、個人這樣的說法也與護不護師不相干，因為牟先生的學問與學生的護不護師毫無干係，根本還湊泊不上。這也是去年先生百歲，個人所以書寫「哲學與哲學家:康德與牟宗三合論」*一文的本懷。
這一晌，因決定英譯局部《中國哲學十九講》一書，重讀許多他對哲學的論斷與對康德、黑格爾哲學的辯護，以及他對諸家學問，包括對唐先生的評論，更有所感。因為他對學問客觀的評論，也常被讀者誤以為是一種主觀的批評，十分可惜。因想起當年他初見熊先生，聽先生好似「狂妄」的一席話，就當下洞見先生的不凡。可見他們師生的相契才真正是不凡，毫無藩籬，一如他在《歷史哲學》裡所描述之劉邦與張良的興會，是天才時代的際遇，後學十分難以企及！

＊本文刊於《鵝湖》423/2010/9月號；又、大陸《江蘇行政學院學報》亦將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