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ne 2, 2009

誰是中國的民主進步黨?

三十多年前我剛從台灣來美國,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在美國參加政治性的遊行,是反對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當時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示威群眾主要是左右兩派, 我因成長在兩蔣時代的台灣社會,從未有過群眾運動的經歷,目睹兩派在海外如此尖銳對峙,頓感刺激,第二天就跟一位美國仁兄描述我這個新鮮經歷,誰想他聞後哈哈大笑說兩股勢力算什麼,如果是我們美國人,早就一人一個意見,鬧得不可開交了,看來他是一人一國的「獨派」,不是「統派」,刹時就把我的左右迷思打散殆盡,從此意識到自由民主的多元社會,不必只是兩黨的政治社會,遑論一黨獨大?既非關藍綠,更無干紅藍。
幾年前在新加坡偶然從電視上第一次看到「大悶鍋」的節目就直覺台灣進步了,很可愛,直說想回去住,重新體驗它的情調,當時在台的朋友問我,你就為了「大悶鍋」想搬回來住?我說是的,因為有幽默的地方就通情達理,不容易出教條。
想當年我們那一代在台灣,政治氛圍並不可喜,七零年代後期來到美國就像大解放一樣,第一個痛快,就是把在台的禁書都從圖書館找出來盡讀,消解文化饑渴症。我猜想那時從台灣出來的每一個人多少都受到某種形式的政治壓抑,對政治冷感就是一種沈默的抗議,我們那一代都是在反共的氛圍裡長大的,政治意識教條化,不太能夠獨立思考,所以當時發生美麗島事件,我個人是同情的,雖然我對狹隘的台灣國從來沒有認同過,卻極認同民主進步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這與後來的六四一樣,我也是同情的,只是對當時學生運動的訴求也有所質疑。
試想百餘年來中國人現代化的路徑,走得顛顛簸簸,嚐盡苦頭,付出多少代價?有誰不渴望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社會?強大的國家?「生命在其自己」本來是一種存在的幸福,牟宗三先生在上一個世紀的反省,不正是從文化的深層看待這個問題嗎?他的《歷史哲學》,《政道與治道》,《五十自述》,《時代與感受》及《時代與感受續篇》,不正是歷歷剖析出中國與西方政治格局的差異嗎?
現代民主政治的「對列之局」(co-ordination) 並不是中國人傳統思維的產物,傳統「大一統」*的思維,是「隸屬」 (sub-ordination) 的政治形態,確實是中國人自發的政治格局,它在商秧變法,秦始皇的時代就創作成功,歷經漢代四百年才發展成熟,這個格局有它的客觀性,也就是文官系統的圓熟,牟先生所謂的「治道」。但是也有它的缺失—對聖君賢相的過度依賴,對大皇帝權力的無能限制—一旦大皇帝沒有客觀意識,或不能貫徹客觀意識,甚至進一步操弄權術,就可能把原屬客觀價值的公義從源頭污染成主觀的私利,成為罪惡的淵藪,動亂的共業。因此歷來改朝換代,轉移政權都是通過革命流血,老百姓付出的代價極為慘烈,而「文死諫、武死戰」的氣節之士,就總是透露出現實政治的缺憾,這些都沈澱在中華民族過去的悲愴滄桑史裡。
因此傳統中國的政治格局對大皇帝的「客觀化」(objectification) 沒有完成,這正是牟先生所謂的中國人只有「治道」沒有「政道」的意思。他以為「政道」的意識是英國人首發,也發展得最成熟,所以現代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英國人開創的,而傳統的中國人只有「治道」沒有「政道」,卻對政治權力鬥爭的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說穿了,還是只有主觀意識沒有客觀意識,所以趨炎附勢特別鮮明,官商勾結特別泛濫,一旦出現主客觀利益衝突之時,就都習慣地往主觀的利益走,只顧鞏固自己的權力,圖一己之私,而「顛倒倫理秩序」,墮入康德所謂人性「根本惡」的深淵。(詳見康德論「根本惡」文)
中國人從 1911 年開始,就試著往前邁一步,走向現代化的民主政治,只是當時推翻滿清的國民黨,自己也沒有通透的客觀意識,所以「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唱到第三句就遭遇了困難,它的建國大業始終沒能完成,以後歷經國共鬥爭,偏安台灣,進入威權統治,再歷經藍綠鬥爭,總算在台灣寶島,因民主進步黨的揭竿而有所突破,走到今天這個民主法治的政治格局,也使得國民黨在推翻滿清以後,始終不徹底的客觀意識,在台灣兩度政黨輪替的實踐下,才第一次嚐到現代化的果實。這個果實雖然青澀,卻得來不易,它決定是中華民族石破天驚的一樁大事,當可大書特書。台灣的民主進步黨在此斷然不可妄自菲薄,也斷然不可停留在島國意識的狹隘裡,更不可被只有主觀的幫派意識綁架,一句「誰沒有拿過我爸的錢?… 」暴露了言者無知的鑿鑿,也暴露了這個政黨的危機,她或它似乎沒有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客觀意識,這當然是極其悲哀的。在此我雖無意計較她的無知,卻不免牽掛這樣的無知是否也是一種共業?這個政黨是否充斥了太多毫無客觀意識的成員?當年劉邦「馬上打天下」很快就意識到不能「馬上治天下」,這是他的天才,而現在的政客是否能意識到「選舉打天下」,並不能「選舉治天下」?街頭運動不可能用來解決建國治國的問題,徒然騷擾了眾生。
民主法治的貫徹,必須包括以法治限制大皇帝的權限,而法治的貫徹,正是需要對治民主政治最大的敵人,也就是人性最大的弱點——貪腐。這與康德說就連四福音裡的聖人都必須受到「道德法則」的檢驗一樣,是客觀法則的莊嚴。因為道德法則是自由意志自我立法的表象,也是核心價值的客觀化。而民主政治裡的法治精神,更是奠基於自我立法的道德基礎之中,因此有其嚴肅的客觀性與必然性。
中華民族的現代化過程未完,從宏觀的立場看,台灣民主進步黨的成就可能比他們自己所能意識到的還要更大,但是狹隘的基本教義如果不能轉化,主觀的幫派意識如果不能消泯,客觀的國家意識如果不開展,它可能還是成不了大格局。為此,我個人確實期盼一個中國的民主進步黨能夠漸進出現,在這個華人民主政治走到青春期的現階段,我願意見到中華民族成功地完成它現代化的實踐,屆時它的政黨色彩可能已經非關紅藍綠了。
牟宗三先生既非統派,也非獨派,卻是一個從文化上反共的哲學家,他曾戲稱天底下只有兩個人是真正反共的,一個是老蔣,一個是他自己。老蔣反共是因老蔣丟掉大陸,太沒面子了,而他自己的反共卻是文化意義的反共。他以為中國人必須完成現代化的轉化,走向民主法治,以對治傳統政治格局不能客觀化大皇帝的難題。早在七八零年代他就已經看出台灣在這方面的進步,並以為台灣作為一個走向民主政治的社會,在政治體制上,早已與大陸分道揚鑣。兩千三百萬人民,是決不可能走回頭路的,人民的眼睛雪亮,斷然不可能容許政治上的一言堂,或一黨獨大的。
過去的三十年我有幸生活在西方社會,目睹了一個法治社會的人間盛世,一個現代化的強國,也深知客觀法治在西方文化的意義。這是一個從普世價值的基石—自由—締造成功的民主國家,也是西方從啟蒙運動走向現代化奮鬥的成果,這個成果是人類普世追求的價值目標,無分東西,更不是被任何人拿來操弄消費的工具,這裡斷然不能顛倒,否則社會自己會先顛倒。
這幾年由於科技的發達,台灣的資訊不再路遙,我從網路上目睹台灣社會上的藍綠鬥爭、弊案、政客的粗糙,選舉的激情,名嘴的口沫,群眾的狂熱,最大黨的搞笑,填補了我去國三十年的空白,也讓我重溫了台灣的進步,看見一個開放社會的長成,因此我更深切地期望它能擔負起中國現代化的責任,填補起中國民主進步黨的位置。
牟先生曾戲稱乾脆用「紅樓夢」來統一海峽兩岸好了,如今我眼看「悶鍋」從「亂講」發展到如今的「全民最大黨」,也是進步,不禁以為不如用它先來溝通海峽兩岸算了。於今的中國大陸也在經歷大變革,在經濟改革成功,人民生活富裕以後,自然、也必然會走向第五個現代化——要求人權,平等與民主政治的現代化。屆時台灣的民主實踐必然會是它政治轉型的參考值,統獨問題到頭來可能也會變成一個泯絕無寄的假議題,在目前不統不獨不武的發展下,實踐未來既統既獨既和平的政治內涵,不正是一個可以希望的願景嗎?我們雖然不知到時它的顏色會是哪般?但到底會是一個、兩個或多個五彩繽紛,民主進步的現代化國家或聯邦吧!我相信龍的傳人會有智慧解消他們自己的問題的。

*美寶論壇把《發現者》 「秦漢大一統」「宋元山水」的影音貼在網上。那是 1998 年與友人莫寄台先生一起為華暘電視製作公司編寫的劇本,屬於「中國文明」的系列共有12集,都是兩人合作寫成。其中「秦漢大一統」的內容主要就是根據牟先生的政治哲學概念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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